编者按:何兆武先生于5月28日上午在北京逝世。本文选自何兆武口述、文靖执笔《上学记》。

现在回忆起来,我以为最值得眷念的就是西南联大做学生的那七年了,那是我一生中最惬意的一段好时光。

一、自由散漫的作风

我在北京上师大附中的时刻,每一年开学教务主任都有一篇成就讲述,说我们今年暑假结业了若干人,有若干人考上了北京大学,若干人考上了清华大学,若干人考上了南洋交大——就是上海交大。虽然我们是师大附中的,但他连若干人考上师多数不报,也许那时人们心目中就以为这三个学校是最好的,以是我脑子里边也总以为,未来我要上大学就应该上这三个学校。

一九三九年秋天我到昆明西南联大报到,一来就感受到昆明的天气美极了,真是碧空如洗,连北京都很少瞥见那么好的蓝天。在贵州,整天下雨没个完,险些看不到晴天,云南虽然也下雨,可是雨过天晴,太阳出来异常漂亮,带着心情也美妙极了。而且云南不像贵州穷山恶水、除了山就是山,云南有大片一望无际的平原,看着就让人爽朗。固然另有一个最主要的缘故原由:环境差异了。联大三个学校以前都是北方的,北京、天津不属于 *** 直接控制的区域,原本就有自由散漫的传统,到了云南又有地方势力的珍爱,保持了原有的作风,小我私人行为绝对自由。没有点名,没有排队唱歌,也不用呼口号,早起晚睡没人管,不上课没人管,甚至人不见了也没有人过问。自由有一个利益,可以做你喜欢做的事,好比自己喜欢看的书才看,喜欢听的课才听,不喜欢的就不看、不听。这种作风异常相符我的胃口。

院士邹承鲁是西南联大的学生,对生物化学异常有孝顺,上世纪六十年月惊动一时的胰岛素就是他们搞乐成的。我看过一篇记者的访谈,记者问:“为什么那时条件异常差,西南联大也不大,却培育出了那么多的人才?”他的回覆异常简朴,就是两个字:自由。我深有同感。那几年生涯最美妙的就是自由,无论干什么都凭自己的兴趣,看什么、听什么、怎么想,都没有人过问,更没有头脑教育。我们那时刻什么样态度的同砚都有,不外私人之间是很随便的,没有太大的头脑上或者政治上的隔膜。宿舍里各个系的各级同砚都有,晚上没事,人人也是天南地北地胡扯一阵,有骂蒋介石的,也有三青团拥护蒋介石的,而且可以争执,有时刻也很猛烈,可是争执完了,人人关系依然很好。

学生的素质固然也主要,联大学生水平简直不错,但更主要的照样学术的气氛。“山河代有人才出”,人才永远都有,每个时代、每个国家不会差太多,问题是给不给他以自由生长的条件。我以为,一个所谓好的体制应该是最大限度地允许人的自由。没有求知的自由,没有头脑的自由,没有个性的生长,就没有小我私人的缔造力,而小我私人的独创能力现实上才是真正的第一生产力。若是人人都只会念经、背经,启齿都说一样的话,那是不能能出任何功效的。固然,绝对的自由是不能能的,自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那会侵略到别人,然则在这个局限之内,小我私人的自由越大越好。

我和母校西南联大的关系异常亲热,我的两个姐姐是这个学校的,我的妹妹是这个学校的,我的姐夫、妹夫是这个学校的,我老伴也是这个学校的,以是这个学校跟我的关系算是异常亲热。两个姐姐一个念化学,一个念经济,妹妹念中文,厥后在人民大学自杀了,现在只有一个姐姐在美国(按:何先生的大姐于二OO五年三月在美国去世)。我自己从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六年在西南联大渡过了整整七年(从十八岁到二十五岁),这正是一小我私人成熟的时期。

我在西南联大读过四个系——不外都没念好,高中统考填自愿的时刻我问一个同砚:“你考什么专业?”他说:“像我们这样不成材的只好读文科,像你们念得好的都应该读理工科。”由于那时刻都以为,没前途的才去念文科,这反映了那时的社会民俗,以是我一年级念的是工科,入土木系。说来也挺有意思,中学的时刻我基本没想到未来要学什么专业,只是看了丰子恺的《西洋修建讲话》,从希腊罗马的神殿,一直讲到中世纪的教堂修建,我觉着挺有意思,于是就想学修建。大学一年级不分专业,学的都是机械系的公共必修课,好比初等微积分、通俗物理,这两门是最主要的,另有投影几何、制图课。第一学期我还认真地学,可是到了第二学期,兴趣全不在这些,于是决议转业,最先有意识地弥补了一些文科知识。

那时刻转系很利便,只要学分念够了可以随便转,我想搞文科,但不知为什么就选择了历史系,现在怎么也想不起来了,也许有两个潜在的缘故原由吧。第一我小时刻在北京,看了好些个皇宫、园囿,从香山一直到北大、清华这一带,都是皇家园林,这就容易使人“发思古之幽情”。第二,那时刻正值国难,小学是“九·一八”,中学是中日战争,刚一入大学就是二战,对人类运气也很体贴,以为学历史能更好地明白这个问题。

不外我对繁琐的历史考证一直没有多大兴趣。有些实践的历史学家或者专业的历史学家,往往从一个小的地方入手考证一个小的器械,好比红学家考证曹雪芹是哪一年死的,把所有可能的质料都找出来,真是费全心力,到现在还没有个结论。不外我以为,纵然有一天费很大的精神把曹雪芹是哪一年死的考证了出来,也并不即是明白了历史。而且,冯文潜先生教西方哲学史给了我很大的启发,让我感受到,真正明白历史一定要提升到哲学的高度,否则只知道姓名、知道年月,你可以知道许多许多琐屑的知识,但纷歧定就意味着你明白了历史。我想任何学问都是这样,最后总得有人做出理论的总结,否则只能停留在纯手艺性的层面。固然纯手艺性的事情也有价值,不外那不是我所希望的,我所希望的是通过学习历史得出一个周全的、高度性的熟悉。项羽说:“书能知姓名。”战争时期我们体贴的是人类的运气,我以为可以从历史里找出谜底,好比历史上有些国家原本很强盛,可是厥后突然衰落了,像罗马帝国,中国的秦汉、隋唐,我希望探索历史深处的幽微,以是就念了历史系。

有些事情提及来很有意思。解放以后院系调整,冯友兰一直在北大呆了几十年,从组织关系上说,他是北大的人,死后应该把书捐给北大,可是他却捐给了清华。刘崇鋐先生在台湾去世,他的书也是捐给清华,而没有捐给台湾大学,这也似乎不合通例。我料想,也许他们以为自己一生最美妙、最知足的那一段时光,照样在清华,以是愿意把书捐给清华。我现在也八十多岁了,回忆这一生最美妙的时刻,照样联大那七年,四年本科、三年研究生。固然,那也是物质生涯异常艰辛的一段时期,可是幸福不即是物质生涯,尤其不即是钱多,那美妙又在那里呢?

我想,幸福的条件有两个,一个是你必须以为小我私人前途是灼烁的、美妙的,可是这又异常模糊,异常朦胧,并纷歧定是什么明确的目的。另一方面,整个社会的远景,也必须是一天比一天加倍美妙,若是社会整体在溃烂下去,小我私人是不能能真正幸福的。这两个条件在我上学的时刻正好同时都有,那时正是战争年月,但正由于接触,以是似乎直觉地、模糊地,可是又异常一定地以为,战争一定会胜利,胜利以后一定会是一个异常美妙的天下,一定能过上异常美妙的生涯。那时刻不只我一小我私人,我信托绝大多数青年都有这种模糊的感受。人总是靠着希望生涯的,这两个希望是最基本的,以是那时刻虽然物质生涯异常之苦,可是以为异常的幸福。

二、三个大学从来都“联”得很好

西南联大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合起来的一所大学——而不是三所。南开的人少、钱少、物质气力也小,占不到十分之一,其余的是另两个学校分摊,其中清华占了有多一半。三个学校基本上合成一个,而且互助得很好,抗战后酝酿团结 *** 的时刻,有人就曾提出来,说:“西南联大团结的那么好,团结 *** 为什么就不能呢?不如请三个学校的校长来做团结 *** 的委员。”不外也有联欠好的,像西北联大联了一年就完蛋了,由于它原来几个学校就是纷歧样的,厥后硬把它们捏在一起,矛盾闹得异常厉害,以致无法维持。西南联大却是一直都团结得很好,我想有它人事方面的优越条件。好比清华校长梅贻琦,他是南开身世的,清华文学院院长冯友兰,他是北大身世的,北大文学院院长胡适,他是清华身世的,由此可见这三个学校相互之间血缘关系异常亲热,这是一个先天的优越条件,否则可能也合不到一起。

三个学校合并以后,组织了一个常务委员会,三个常务委员就是三位校长,主席是梅贻琦。张伯苓在重庆,现实上是做官了,不常来,我在昆明七年只见过他一面。他那次来向学生做了一次讲话,不外张伯苓似乎并不是很学术性,言谈话语之间还带有天津老粗的味道,满口的天津腔。他说:“蒋梦麟先生是我最好的同伙。我有一个表,我就给他戴着,我跟他说:‘你是我的代表(戴表)。’”又说:“我听说你们学生抑郁,你有什么可抑郁的?抑郁是你糊涂。”蒋梦麟以前是教育部长,主要搞一些外部事务,对学校里边的事情不怎么管,现实上联大校长一直都是梅贻琦,他还兼过很长一段时期的教务长,以是我们写呈文的时刻都写“梅兼教务长”。他的事情成就照样挺不错的,能把三个学校都团结起来,而且一直团结得很好,在抗战那么艰辛的条件下异常不容易,他确实挺有设施。而且梅贻琦风度很好,顶有绅士气派,永远拿一把张伯伦式的雨伞,甚至于跑紧要警报的时刻,他照样很从容的样子,同时不忘疏导学生。在那种紧要的关头还能保持这种风度确实很不容易,也许正是由于他的修养,以是能够让一个学校在战争时期平稳渡过。

西南联大有五个学院,文、理、法、工,工学院主要就是清华的,其余三个学院是三个学校都有的,另外另有一个师范学院,是云南教育厅提出合办的,对照特殊。云南教育差一些,希望联大给云南培育些西席,我想联大也欠好拒绝,就合办了一个师范学院(今云南师范大学),先调云南中学的西席来上,厥后就直接招生了。可在我们看来,师范学院有点像“副牌”,好比我们有历史系,可师范学院只有“史地系”,也许思量到未来到中学教书,除了教历史还得教地理,以是两门一起学。再如他们有个“理化系”,可是我们理学院的物理系、化学系是脱离的,课程的内容和他们也纷歧样。

西南联大五个学院在地址上分三块,其中,工学院在拓东路,在昆明城的东南角,文、法、理学院和校本部在一起,在昆明城的西北角。校本部就是挂“西南联大”牌子的地方,像校长办公室以及学校的主要部门都在那里。我们住在校本部,是新盖的校舍,叫“新校舍”,实在只是泥墙茅草棚的屋子。

那时刻的学生比起今天着实太少了,工学院的学生是最多的,总共不外四五百人。工学院五个系,土木、电机、机械、化工、航空,有一个航空系的同砚跟我很熟,带我去旅行,看那些风洞器、流体实验之类,像是很先进的。我第一年上的是工学院,记得通俗物理课的第一个实验是落体实验,仪器都是外洋的,物体在自由状态下着落的时刻越来越快,通过振动仪在玻璃板上划出一条曲线,然后凭证丈量曲线两点间的距离获得种种数据。实验时需要用一块玻璃板,上面刷的白粉是用酒精调的,那是学外洋的礼貌,由于酒精挥发得快,一下就干了,可以立刻举行实验,要用水的话还得等老半天。可是酒精比水贵得多,现在回忆起来都以为有点奢侈,可见那时刻做实验一点都不模糊,比我们中学的时刻强多了。而且工学院的每个星期都有一个下昼到工厂实习,制模翻砂、打铁炼钢,都是自己着手。以是厥后批知识分子不加入劳动,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实在并不都是那样。我们在工厂里和工人一样干,就是没人家熟练,笨手笨脚的。

文、法、理三个学院有若干学生我没有统计过,加起来不外七八百人。文学院有中文系、外文系、历史系、哲学系,只有外文系的人最多,也许一级总有二十多人吧,像中文系、历史系每年招十几小我私人,哲学系人最少,每年只有两三小我私人。可是我那一年历史系人稀奇多,总得有二十个。法学院包罗政治系、执法系、经济系、商学系和社会系,由于我上过政治系两年课,知道他们一年也就六七小我私人,执法系基本上也是这个数字,只有经济系的人对照多,一年总有四五十人。我想这也许和未来就业有关系,学经济的结业以后出路好一点,可是其他的,好比学政治的,出来你干什么?做官也没你的份。理学院里数学系人最少,我们四十三级那一届只有三小我私人,物理系一年有八九个,多的时刻有十几个,四十二级那一班的似乎只有八小我私人,可是他们那一班不得了,出了五六个尖子,包罗黄昆、张守廉和杨振宁,号称“三大才子”,现在都是台甫人了。

新校舍只有一个院子,地方就那么一点儿,屋子不多,住也在那里,上课也在那里,以是相互都异常熟悉,包罗那些理学院的先生,虽然并纷歧定来往,可是人人都知道这是吴有训、叶企孙,那是周培源、吴大猷,像数学系的华罗庚、陈省身,都是台甫人,险些天天碰头的。而且我们还常听同砚讲那些先生的小段子,现在回忆起来,我们做学生的有时刻对先生也不大尊重。记得刚入大学的时刻,有个同砚跟我讲:“今年来了三个青年西席,才二十八岁,都是正教授。”不要说那时,就是今天怕也很少有,哪有二十几岁就做正教授的?一个钱钟书,一个华罗庚,另有一个徐宝騄,都是刚回国。徐宝騄搞统计学,听说异常了不起,属于天下级的权威,厥后就在北大经济系,但我不懂统计学,不知其详。我还记得有人问:“华罗庚是谁?”有同砚就说:“就是谁人瘸子。”华罗庚那时刻瘸得很厉害,抗战后他到Illinois(伊利诺伊)大学教书,在美国治了一次才好一些,可是以前他瘸得异常厉害,有一条腿总在那划圆圈。

上面说的是理学院的先生,文学院的更是天天碰头了,朱自清、闻一多、沈从文、罗常培、罗庸都是中文系的,我们都认得,固然他们对于学生就纷歧定都认得了。历史系至少陈寅恪、钱穆在那里,都是大师了,傅斯年也在,但不教书,他是北大文科研究所所长,只是挂个名。另有雷海宗先生,厥后在南开,像刘崇鋐先生、姚从吾先生,厥后都去台湾了。厥后台湾大学的那批人大致就是北大的基础,傅斯年是校长,除了适才说的那几小我私人,另有钱思亮、毛子水等等都在那里,以是台湾大学现实上就是北京大学,虽则不用北京大学的名字。

三、自由,学术之生命

我做学生的时刻,各个先生教的纷歧样,各个学校也差异,有很大的自由度。好比中国通史,每个西席都可以根据自己的一套讲,固然 *** 也有它意识形态上的尺度讲法,既不是唯物史观,也不是唯心史观,叫作“唯生史观”,“生”就是三民主义里的“民生主义”,教育部长陈立夫提倡这个。我不知道这套官方的理论是不是有市场,不外我上中学的时刻没有先生这么讲,只记得有个同砚会考得了第一,学校奖励他一本陈立夫的《唯生史观》,我想他也不看,我们都不看,以是并没受它的影响。再如国文,先生喜悦教哪篇文就教哪篇,今天选几首李白、杜甫的诗,明天选《史记》里的一篇,好比《刺客列传》,或者选一篇庄子的《逍遥游》来讲,没有尺度教本。大学入学考试的问题也没有尺度一说,倒是解放以后,天下有统一的划定、统一的模式,有尺度教科书,考试还必须按“尺度谜底”。不外我想照样应该没有“尺度”,包罗自然科学,我以为也不需要有个尺度,若是人人都按一个思绪想,科学怎么提高?包罗爱因斯坦的理论也不应该成为尺度,否则永远不能能逾越。

解放后我们学苏联,搞“五节教学制”,上课五十分钟,先五分钟温习,再几分钟若何若何,划定得异常仔细。相形之下,联大先生授课是绝对自由,讲什么、怎么讲全由西席自己掌握。好比中国通史,那是全校的公共必修课,听课的人多,分两个班,钱穆、雷海宗两位先生各教一班,各有一套自己的理论系统,内容也大不相同,可他们都是讲到宋代就竣事了。《国史纲要》是钱穆昔时的讲稿,学期末的时刻他说:“我这本书就要出了,宋代以后的你们自己去看。”再好比二年级必修的中国近代史,先生只从 *** 战争讲到戊戌变法,清朝的消亡、民国确立都没讲。现实上,中国近代史应该从1840年 *** 战争到二十世纪四十年月,正好一百年,可是先生只讲了五十年,即是只讲了前一半。向达先生教印度史,两个学期只讲了印度和中国的关系,成了“中印文化交流史”。我爱人上过北大陈受颐先生的西洋史,一年下来连古埃及还没讲完。我记得冯友兰在回忆录里说,他在北大上学的时刻有位老先生讲中国哲学史,效果一年只讲了个《周易》,连诸子百家都没涉及。可见昔时的先生授课何等随便。我以为这有一个最大的利益:西席可以在课堂上充实行展自己的看法。

学术自由异常主要,或者说,学术的生命力就在于它的自由,否则每人发一本尺度教科书,自己看去就是了,先生照本宣读成了播音员,学生也不会获得真正的启发。好比学习历史,孔子是哪一年生、哪一年死,怎么周游列国等等,每本教科书上都有,基本用不着先生讲,而先生的作用正在于提出自己的看法启发学生,与学生交流。我在二年级的时刻才十九岁,教政治学概论的是刚从美国回来的年轻西席周世逑,他的第一节课给我的印象就异常深。他问:“什么叫政治学?”政治学就是研究政治的学问,这是固然的,那么,什么叫政治?孙中山有个经典界说:“政者,众人之事;治者,治理。”以是“治理众人之事”就是政治,这是官方的经典界说。可是我们先生一上来就说:“这个界说是完全错误的。你们在食堂用饭,有人管伙食账;你们借书,有人管借书条;你们考试,注册组要挂号你们的成就。这些都是众人之事,但它们是政治吗?”这可是图谋不轨的事情,他怎么敢这么说?不外我以为他说的也有原理。有些先生喜欢在课堂上胡扯,甚至于骂人,但我异常喜欢听,由于那里有他的气概、他的兴趣,有他许多真正的头脑。好比冯友兰在课堂上骂胡适,说:“胡适到二七年就完了,以后再没有器械了,也没起多大的作用。”这是教科书里看不来的。

固然,联大里也有先生是异常系统的教科书式的讲法,好比皮名举先生的西洋近代史。皮名举是清末经学大师皮锡瑞的孙子,授课异常系统、异常有条理,比现在天讲维也纳 *** ,那么整堂课就是维也纳 *** ,虽然有时也谈些闲话,但并不扯远。皮先生有个特点,每堂课只讲一个问题,而且正好能在下课时把这个问题讲完,听说以前只有蒋廷黻能做到这一点,厥后我教课的时刻也想学着做,可是异常失败,由于总免不了要多说两句或者少说两句,不能那么正幸亏五十分钟内讲完。另外,上皮先生的课必须交作业,像我们在中学的时刻一样,可是他留的那些作业我到现在都以为异常的好:画舆图。近代史从1815年拿破仑失败以后的维也纳 *** ,一直讲到1914年第一次天下大战,正好一百年,一个学期要求画六张欧洲政治舆图,那么一个学年就得画十二张,固然我们也是照着现成书上抄的,不外我以为这确实太有用了。以前我们对政治舆图重新划分没有地理上的详细印象,但画过一遍之后就异常清晰明了了。包罗中国史也应该是这样,可是除了皮先生,没有其余先生再要求过。

先生各讲各的看法,对于学生来讲,至少比死盯着一个角度要好得多。学生思绪坦荡了,逐渐形成自己的判断,纷歧定非要赞成先生的看法,这是很自然的事情,而且可以公然否决。记得有一次数学系考试,有个同砚用了一种新的方式,可是先生以为他做错了,这个同砚就在学校里贴了一张小字报,说他去找这位先生,把某杂志上的新解法拿给他看,以为自己的没有错。再好比钱穆先生的《国史纲要》,内里许多看法我差异意,不只现在差异意,那时就差异意。钱先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情绪太深挚了,总以为那些器械异常之好,有点像情人眼里出西施,只看到它美妙的一面,而对它不怎么美妙的另一面绝口不谈。我认可传统文化里确实有好器械,但并不像他讲的那么异常之好。人无完人,总有优点、瑕玷,文化也没有完善的,也有它很漆黑、很落伍、很溃烂的部门,好比血统论。封建时代科举考试的时刻要写三代履历,曾祖父、祖父、父亲必须三代清白,“王八戏子吹鼓手”,妓院的、唱戏的、搞演奏的都是贱民,凡这类身世的人都禁绝进入科场。这是传统文化里腐朽的部门,可是钱先生似乎并没有正视它,讲的全是中国传统文化里美妙的部门,以为这才是中国命脉的寄托所在,这是他的局限性。另外,钱先生旧学身世,对天下史,稀奇是对近代天下的知识领会不够,可是在我看来,中国近代历史的最大特点就在于介入了天下,这时刻中国面临的最主要的义务是若何近代化以及若何与近代天下合拍,以是闭关的政策行不通了,一定要开放,包罗我们的头脑熟悉,要有天下的眼光。钱先生对于这些似乎关注得不太够——这是对先进的妄论了,不外学术上不应该论资排辈,否则学生只局限在先生的圈子里,一代不如一代,那就没有提高了。

再说几件小事。逻辑学那时刻是必修,我上的是金岳霖先生的课。金先生讲得挺投入,不外我对逻辑一无所知,虽然上了一年,也不知道学的是什么器械。只记得有一个湖北的同砚,年数很大了,课堂上总跟金先生争执,来不来就:“啊,金先生,您讲的是……”我们没谁人水平,只能听他们两小我私人辩。我以为这样挺好,有个学术气氛,可以充实行展自己的头脑,若是什么都得听先生的,先生的话跟训令一样,那就不是学术了。另有一个理学院的同砚,姓熊,他对所有物理学家的理论都不赞成,以为他们全是错的。周培源先生那时刻教力学,这位熊同砚每次一下课就跟周先生辩,周先生说:“你基本就没懂!你连基本看法都没弄通!”可是这位同砚总是不依不饶,周围另有许多人听,每次途经理学院都瞥见他们站在院子里辩,都酿成南区课堂的一景了。

同砚之间也经常讨论,一则学校小,险些天天碰头,二则异常穷,一切娱乐都与我们绝缘,三则战争时期,人人都是背井离乡,一年三百六十天,天天待在校园里,以是惟一的兴趣就是谈天了。物理系的郑林生和我中学就是同砚,厥后住一个宿舍,联大的时刻我在求实中学教英文,他也在那里,厥后他出国了,一九五六年回国在高能物理研究所事情,现在住在中关村,我们有时刻见上一面,那是一辈子的好同伙了。联大的时刻郑林生曾经指出我对近代科学的不领会,是我的一大缺欠。有时刻他跟我谈一些物理学对宇宙的看法,稀奇是熟悉论,记得有一次提及法拉第。法拉第学徒身世,没有受过正规教育,以是不懂高等数学,这对于学物理的人来讲是致命伤,可是他发现了磁力线,用另外的方式表述电磁征象,厥后成为电学之父。这类谈话使我深受启发。实在我们对于这个天下的明白以及表述,不必非得用原来的模式,好比已往讲历史都讲正统,讲仁义道德,但这只是明白历史的一个层面,完全可以换一种方式。亚里士多德说过:诗人可能比历史学家更真实,由于他们能够看到普遍的人性的深处。以是有时我想,或许艺术家、文学家对于历史的明白比历史学家要深刻得多。昔人说:“人之相知,贵相知心。”若是你不明白人心,而只是知道一小我私人几点钟起床、几点钟用饭,并不即是领会他。而专业的历史学家往往止步于专业的历史事宜,没有能够进入到人的灵魂深处,知道得再多,也不意味着他就明白了历史。我的许多想法就是在和同砚们的攀谈中获得的启发,有些甚至伴我一生。

四、逃课、凑学分与窗外的聆听

我们那时刻的学生可真是自由,喜欢的课可以随便去听,不喜欢的也可以不去。好比政治系主任张奚若先生,他的西洋政治头脑史、西洋近代政治头脑史两门课我没有选,不加入考试,也不算学分,可我都重新到尾听下来,异常受启发,甚至于现在我的专业也酿成头脑史了。张先生喜欢用英文,经常是杂着英文讲,他有一个发音我现在都记得,hu应该发[hju:]的音,他是陕西人,老说成[xju:],好比human让他念就成了“休曼”,不外我们都习惯了。第一年上西洋政治头脑史,从古希腊讲到十八世纪的卢梭,第二年的西洋近代政治头脑原本应该先容整个十九世纪的西方政治头脑,可是张先生并不全讲,只谈他稀奇注重的几家。上学期只讲了黑格尔、马克思两小我私人,下学期讲T.H.Green、F.H.Bradley和Bosanquet,三小我私人都属新黑格尔派。实在这三小我私人不足以包罗现代的西方政治头脑,他们仅仅是十九世纪末英国唯心论的一派,可张先生就这么讲。幸亏那时有这个自由,西席可以根据自己的思绪施展。

和其他一些先生的课一样,张先生也经常在课堂里扯闲话,好比讲亚里士多德说“人是政治的动物”,动物过的是“mere life”(单纯的生涯),然则人除此以外还应该有“noble life”(尊贵的生涯),接着张先生又说:“现在米都卖到五千块钱一担了,mere life都维持不了,还讲什么noble life?!”张先生有时刻发的怨言挺有意思,最记得他不止一次地感伤道:“现在已经是民国了,为什么还老喊‘万岁’?那是皇上才提的。”(指“蒋委员长万岁”)另有一次他提到冯友兰的《新理学》,说:“现在有人讲‘新理学’,我看了看,也没有什么‘新’。”他没有点冯先生的名字,我们固然都知道说的是冯友兰,由于一九四一年《新理学》在教育部得了一等奖。实在上课扯扯闲话挺好,你可以从他的自由施展里知道他真正的想法,这是书籍里学不来的。另外另有吴之椿先生,那时刻总有五十多岁了,比一样平常的先生都老,也是讲西洋政治头脑史,实在主要就是讲十九世纪后半叶英国达尔文主义的社会思潮。吴先生的课讲得异常深刻,谈到斯宾塞以降的英国政治思潮,真是如数家珍。不外他和张奚若先生一样,都没写过大文章,要按现在的尺度得被刷下去,可是那时刻人们都知道他们是大学者,学问异常好。吴之椿先生偶然写文章,也不是纯学术性的,我倒是对他的文章很浏览,有一段我现在都记得,他说:人类的关系有一种是权威的关系,一种是圣洁的关系。好比政治上是权威的关系,你是我的下属,你就得遵守,可是伉俪间就是纯粹的圣洁的关系,伉俪双方是同等的,并不是说一方下令你什么你就得听他的。吴先生说:“惋惜中国人的事情权威的因素多,而圣洁的看法少。”这段话给我印象很深。

联大执行学分制,文学院要求四年一共修一百三十二个学分才气结业,工学院是一百四十四个学分,其中三分之二是必修课,是一定要通过的,好比一年级的英文是必修的,六个学分,不及格不行,可是像第二外语,或者第三外语,就是选修了。我上历史系的时刻,按划定,中国史必须学两个断代,至于哪两个断代,好比先秦史、秦汉史、隋唐五代史,或者南北朝史等等,随你选。由于我那时刻对中国古代史没兴趣,选的两个断代都是近代的,一个是姚从吾先生的宋史,一个是郑天挺先生的明史。姚从吾先生那时刻是北大历史系主任,可是我们昔时都以为姚先生谈锋欠好,讲得不能令人知足,以是不想上他的课。姚先生还教一门史学方式,也是历史系的必修课,我就听过两堂,总以为还不如自己借本书,一个星期就看完了。而且我知道,很多多少同砚都不上他的课,姚先生也从来不点名,到了学期末,我们把同砚的条记借来看看,应付考试。可是厥后姚先生到了台湾做了“中央研究院”的院士,而且台湾厥后的一批中年主干历史学家都是他培育出来的,真是出乎意料。可见以言取人、以貌取人是何等的不能靠。

郑天挺先生原来是北大的秘书长,教我们明史,也教唐史、清史。郑先生讲得异常之系统,一二三四、ABCD,重新讲起,什么 *** 组织、经济泉源,有哪些基本质料等等,比中学系统的课程提高了一个档次,只不外讲得更仔细。这种讲法在联大里很少见,固然这样也有优点,对于我们尚未入门的人可以有个系统的熟悉。可是异常新鲜,由于明史是历史系的专业课,若是你不是学历史的,并没有需要学明史。理学院的不必说了,纵然文法学院其他专业的,好比经济系的,你学明史干什么?除非你是专门研究明代经济史,那你可以上明史课,否则的话,好比你是学国际商业的,学明史有什么用?要按专业课的选择尺度,这门课顶多十来小我私人上,可是郑先生的课异常新鲜,经常有上百人来听,还得准备一间大课堂。怎么会多出这么多人呢?由于郑先生的课最容易pass,通常选了课的,考试至少七八十分,以是什么物理系的、化学系的都来选,叫作“凑学分”,这在那时也是一种民俗。不外郑先生授课简直异常有意见意义,我记得讲到朱元璋时专门提到他的相貌,那可真是引经据典,某某书怎么怎么纪录,某某书又若何若何说,最后得出一个结论,根据中国传统的说法,明太祖的相貌是“五岳朝天”,给人的印象异常深刻,而且让人以为恐惧,就这样整整讲了一节课。

,

USDT线下交易

U交所(www.payusdt.vip)是使用TRC-20协议的Usdt官方交易所,开放USDT帐号注册、usdt小额交易、usdt线下现金交易、usdt实名不实名交易、usdt场外担保交易的平台。免费提供场外usdt承兑、低价usdt渠道、Usdt提币免手续费、Usdt交易免手续费。U交所开放usdt otc API接口、支付回调等接口。

,

郑先生是专门研究明清史的,院系调整的时刻调他去南开,他很不想走,由于研究明清史在北京的条件是最好的,无论是质料、实物,甚至于人,好比说贵族的后裔,这些条件都是最好的,一到天津就差了。可那时刻都得遵守向导,向导调你去天津,你就得去。厥后我听到一种说法,不知是真是假,说北大院系调整的时刻,把 *** (胡适派)都给调出去。郑天挺先生抗战以前是北大的秘书长,我做学生的时刻他是总务长,是多年的老北大了,校长蒋梦麟、文学院院长胡适跟他的关系都异常亲热,以是他出去了,厥后做了南开副校长。

其他名人的课,由于好奇,我也偶然听听,好比外文系陈福田先生的西洋小说史。我记得那一年外文系的男同砚都调去做美军翻译官了,以是班上七八个都是女同砚,男生一共两个,还都是去旁听的,我是其中之一,另一个是杨振宁。陈先生是美国檀香山的华侨,清华外语系主任,他的英文比中文还好,但他的课只从十七世纪《鲁滨逊漂流记》的作者笛福最先讲起,按现在的教学方案来说挺没章法的,不外这在那时没人过问。而且陈先生对战局异常关注,厥后还主持办翻译官的训练班,以是他上课不是先讲狄更斯、巴尔扎克的小说,而是一上来就把新加坡失守之类的战局情形剖析一遍,内容也挺厚实。

再如沈从文先生的中国小说史,谁人课人数很少,也许只有六七小我私人听,我旁听过几堂,并没有上全。沈先生授课字斟句酌的,异常之慢,可是我以为他真是一位文学家,不像我们语言东一句西一句的连不上,他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异常有逻辑性,若是把他的课纪录下来就是很好的一篇文章。沈先生异常推许《金瓶梅》,我现在印象还很深刻。《金瓶梅》已往被看成 *** ,不是正经的小说,一直到民国以后都被阻止,可是沈先生异常浏览这本书,以为对人情世态形貌得异常之深刻,《红楼梦》许多地方都继续了《金瓶梅》的传统。沈先生是异常用功的,可是他没有任何学历,当过兵,厥后到大学里教书,还成了教授,以是往往受学院派的白眼,从刘文典先生到钱钟书先生都是这样。记得有个同砚跟我讲,刘文典先生在课堂上公然说:“沈从文居然也评教授了……要讲教授嘛,陈寅恪可以一块钱,我刘文典一毛钱,沈从文那教授只能值一分钱。”惋惜我们现在看已往的人总是带着体谅的眼光,只看到融洽的一面,没有看到他们相互之间相互看不起的那一面,没有能把人与人之间的一些矛盾真正展现出来。

我听说刘文典是清朝末年同盟会的,和孙中山一起在日本搞过革命,异常老资格,而且完全是旧文人放浪形骸的习气,一身破长衫上油迹斑斑,扣子有的扣,有的不扣,一副邋遢的样子。有件事情我想是真的。北伐的时刻刘文典是安徽大学校长,蒋介石到了安徽请当地的绅士碰头。蒋介石是很注重仪表的一小我私人,可是刘文典挺憔悴的一个老头,还戴着副眼镜,蒋介石看他其貌不扬,就问:“你就是刘文典吗?”他回了一句:“你就是蒋介石吗?”一下把蒋介石给惹恼了。西南联大的时刻刘先生也许是年数最大的,而且气派大,险些大部门时间都不来上课。好比有一年教温李诗,讲晚唐诗人温庭筠、李商隐,是门很偏僻的课,可是他十堂课总有七八堂都不来。偶然喜悦了来上一堂,讲的时刻随便骂人,然后下次课他又不来了。按说这是不应该的,那时像他这样的再找不出第二个,可他就这个作风。厥后由于出了点事,听说是接受了什么人赠的烟土,学校把他给解聘了,他就去了云南大学。抗战胜利以后,其他人都走了,刘文典却留在云南不出来,第一,云土好,刘文典吸 *** 烟,这在联大绝无仅有;第二,云腿好,他喜欢吃云南的火腿,以是他不走,有人给他起了个外号,叫“二云居士”。解放后他做了政协委员,一九五七年也戴了“右派”帽子。云南大学老学长李埏教授多年前给我讲了一个刘文典的故事挺可笑。“反右”时有人揭发刘文典,说他有一首黑诗,就拿出来念。诗的前面有一段序,说他有一个姬人异常可爱,妖冶窈窕,温存体贴,惋惜夭折死矣,他晚上十分感伤睡不着觉,于是写诗眷念她。那诗写得确实缱绻悱恻、哀婉悦耳,怎么成黑诗了呢?揭发者说,刘文典基本就没这么个姬人,现实上这首诗眷念的是他那杆烟枪,解放后禁绝抽大烟,他就只好眷念他那杆烟枪。

闻一多的诗经、楚辞,另有朱自清的课我也去听,不外朱自清先生授课较为清淡。外文系卞之琳先生属于晚一辈的西席,作为诗人、作家那时就异常著名了,可在学校里还不是正教授。卞先生是江苏海门人,口音异常之重,我有一个同班同砚上了一年卞先生的英文,回来就说:“卞先生的课,英文我听不懂,中文我也听不懂。”这个我异常明白,由于我趴着窗户听过他的课,他那中文着实是难明,不外一小我私人语言是不是清晰和他的学识没有关系,这是两回事。我们一年级学英文都去听潘家洵的课,潘先生五四的时刻就翻译了易卜生全集,教我们的时刻总有五十明年了。由于潘先生的专业课是语音学,以是他的发音异常尺度,而且说得又慢又清晰,险些每一个字都能听进去,以是我们都喜欢跑去听他的课。

钱钟书名气大,我也跑去听。他的课基本都用英文讲,偶然加一句中文,不外他有时有点玄虚,不是很清晰明了地讲出来,而是提醒你,要靠你自己去体会,以是非得很伶俐的人才气够跟上他,笨的就对不上话了。昔时清华四大导师里我遇上了陈寅恪,他教隋唐史、魏晋南北朝史,不外那时刻我照样工学院一年级的学生,没有资格选这种专业课。陈先生的课正式上的人很少,也许七八小我私人,然则陈先生名气大,人人都知道他是泰斗,以是经常有人趴到窗户外面听,我也夹在其中。上课了,陈先生夹一个包进来,然后打开书,可是他基本不看,由于他对那些质料都历历如数家珍,张口就是引什么什么古书中的哪一段,原话是什么什么。若是根据解放后的尺度来说,他的那种教课方式是不够格的,没有任何教学纲要,完全是信口讲,但在解放前允许这种讲法。陈先生语言有口音,讲得不是很精彩,不是靠谈锋取胜的那种西席,而且他讲的那些器械太专门了,引的古书我们都没看过,以是完全不懂。陈先生第二年就走了,原本是去英国任牛津大学的讲座,由于德国刚占领了法国,马上就要打过海,英国岌岌可危,只好滞留在香港。

五、图书馆不是藏珍楼

联大有个大图书馆,每个系也有自己的图书馆,这在战争时代是很忧伤的。所有图书馆所有开架,学生可以自由进书库,愿意看什么书就看什么书,待一整天也没人管。有的书看着名字不错就拿出来翻翻,若是以为没意思,又给搁回去,有的异常感兴趣就借出来,犹如浸泡在书的海洋里,那享受真是美妙极了。解放后我在历史研究所事情了三十年,做了研究员也不能进书库,要看书的话得在外边填条,然后交给图书馆治理员去拿。有一次我跟管书库的人商议,我只查一个质料,但不知道在哪本书里,你让我进去翻一下,不必往返填条换书,太穷苦了。实在那时刻我年数挺大了,都五十多岁了,他“恩准”我进去查书,还拿个手电筒,紧盯在我 *** 后面,似乎唯恐我在内里偷书,或者搞损坏。这种监视让我以为异常尴尬,很不恬静。现在的国家图书馆也存在同样的问题。许多馆室不能入库,先在外面填条,限借三本,也许只给你找出一原本,翻翻可能还不是你想要的。得,这半天即是瞎延迟功夫,翻了一本没用的书,时间就报废了。

我在美国国会图书馆遇见过一个美籍华人居密,她是 *** 的元老、司法院院长居正的女儿。她说她去南京找质料,借书穷苦极了,借档案就更穷苦,效果待了七个月,所看到的内容抵不上在美国图书馆看一个月。我深有同感。我们手续太穷苦了,若是书库能随便进,就跟逛书店一样,左翻一本右翻一本,那一天能看若干?虽然不是所有书都仔细看,可是信息量就异常大了,需要哪本可以再看哪本。若是不能进书库,借什么书得填条请他给你拿,一天又能看若干?我以为这跟我们的指导看法有关。图书馆的作用是什么?应该是尽最大的可能把书让人人看到。可是根据我们现在的看法,图书是国家的财富,我们要只管地把它珍爱好,越翻越烂怎么成?以是就千方百计地只管少让人看,或者不让人看,这在无形之中,使我们国家在吸收知识方面落伍了。图书馆是为流传知识设立的,着眼点不应当是建若干高楼、珍藏若干图书,而应当是怎么才气让这些书流通,最大限度地施展作用。若是这一点不思量的话,图书馆酿成了藏珍楼,唯恐被人家摸坏了,这就失掉了它最初的意义了。

我第一次去美国的时刻,印象最深的就是他们的图书馆。按理说我是一个外国人,也没有先容信,什么证件都没有,可并没有人盘问,书库照样可以进。图书馆从早晨开到夜半,只要你有精神,可以从早干到晚,而且它的条件异常好,内里有沙发,旁边就是小吃店,累了饿了可以歇一阵再继续,那你一天能收获若干?而且内里那些关于中国的书,包罗港台的书、大陆出书的书,报刊、杂志,险些都有。可是我们这里呢?外洋的书看不到,港台的书也看不到。我在历史所的时刻,借台湾“中央研究院”的期刊,得写个申请让DW特批,谁愿意去找那穷苦?这即是我们在头脑上自我封锁了。别人的都不看,关起门来就看自己的那一点,好比一个足球队整天关起门来自己练,人家怎么打法你都不知道,这种球队出去能打得赢吗?既然社会主义在理论上先天就比资源主义优越,他都不怕你,你为什么怕他呢?

我们那时刻有好几条路径可以提高英文,一个是跑到外文系图书馆借英文小说。记得有个同砚问我:“你看了若干本?”我说看了二十本吧,他说:“二十本不够,得三十本。”厥后我们发现,读英文小说不要看英尤物写的,而要看其他国家的作品翻译成英文的,好比法国人大仲马、小仲马、莫泊桑的,或者俄国人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的,那些作品被翻译成英文就容易得多。另有一条路,就是看英文杂志。联大有个杂志阅览室,海内外洋的期刊杂志总有两三百种的样子,没事了就可以到内里翻一翻,跟逛书店一样,可以吸收许多器械。其中我有兴趣,而且现在还记得很清晰的,好比Apollo,关于美术史的,内里插图异常精彩——实在学校里没有美术史的专业课,可那种杂志阅览室里也有。另有一本杂志,名字是Etude,是法文的音乐史杂志,先容许多古典音乐。有一篇文章给我印象很深,讲Schubert(舒伯特)的歌Erl Koenig(《魔王》),那是一个德国民间的传说。一个小孩病得很重,父亲抱着他骑马去看医生,晚优势吹得很紧的时刻,溘然有一个魔王泛起诱惑谁人小孩,厥后谁人小孩就死了。这个歌我在北京就知道,是歌德的诗,可是一直没找着,瞥见那本杂志上有,赶快抄了下来。这些条件厥后就再没享受过了。我在历史所那么多年,牌子也是“中国科学院”,按理说条件应当很厚实,效果反倒不如联大的时刻。

那时刻英国领事馆离学校不远,领事馆里的阅览室可以随便进,一样平常只有三四个读者,而且阅览室的人挺周到,还给你倒一杯茶。一九三九年秋天,就在我脱离贵阳的前两天,希特勒进攻波兰,二战最先了。英国领事馆里有种种英文的报纸杂志,那时我们对战局也很体贴,常已往翻看。有一份London Illustrated News(《伦敦画报》)报道战局,有许多照片。一九四O年六月,法国投降,希特勒占领了巴黎,戴高乐跑到英国继续接触,叫作“自由法国”(厥后叫作“战斗法国”)。实在戴高乐在法国职位并不很高,原是陆军部一个局长级的人物,不外他提出一个新的战术看法很著名,以为未来作战主要是机械化的灵活战,而不是像一次大战那样打壕堑战,挖个深沟,拥有机关枪扼守敌人就过不来。二战时大规模使用坦克,可以四处跑,以是打的是运动战。德国打败法国以后有个“海狮设计”,准备过海打英国,先是大规模地轰炸,天天都是几千架飞机,延续轰炸了三个月,伦敦的住民都住在地铁里,那些情形《伦敦画报》上都有,有照片也有图画。那时英国只有八百架战斗机,数目上远远少于德国,可都是那时最先进的,一种喷火式spitfire,一种飓风式hurricane,性能异常优越。而且英国另有一种隐秘武器是雷达,在“大不列颠之战”中起了异常大的作用,以是德国终于没有能过海。这些都是我从领事馆的阅览室里看到的,一方面增添了实事知识,另一方面,不自觉地就吸收了许多现代报刊的应用英文。

六、茶室听吹牛,里根挂二牌

我们那时刻的生涯条件极差,尤其西席就更艰辛了。以前那些名教授,好比冯友兰,战前一个月的人为有四五百大洋,在北京可以买一座四合院,战争发作以后便每况愈下。早年都是用硬币,好比银元,上边有袁世凯或孙中山的头像,再好比铜板,不外都很穷苦,稍微多一点就很重,很累赘,而且异常脏。一九三五年, *** *** 请英国的专家李兹·罗斯来中国举行币制改造,改用法币(即法定的钱币),由中央 *** 的银行统一刊行纸币,天下通行。这固然比硬币优越,一最先很有用,而且接触要用钱,钱从那里来?票子一印就出来,以是 *** *** 接纳最简朴的设施就是印票子。可是老那么掏窟窿怎么受得了?一九三五年到一九三七年, *** 举行改造确实也在着力,由于知道战争是不能阻止的,包罗币制改造也是备战,但你不能一味地靠这一种设施。从一九三七年接触到一九三八年、一九三九年,物价显著上涨,效果通货膨胀,导致整个经济溃逃,最后连用饭都很难题了。

吃也差,穿也差,住也差,一间茅草棚的宿舍上下通铺住四十人,颇有点类似我们上世纪七十年月五七干校的宿舍。不外接触的时刻生涯不清闲,有的人休学,有个体有点钱的人在外边自己租个小屋子,另有的是基本就在外边事情,好比有人在外县教书,到考试的时刻才回来,以是宿舍里往往住不满,但也有二三十人,很挤。我同宿舍里有位同砚,是厥后有了名的作家,叫汪曾祺。他和我同级,年数差不多,都十八九岁,只能算是小青年,可那时刻他头发留得很长,穿一件破的蓝布长衫,扣子只扣两个,趿拉着一双布鞋不提后跟,经常言笑话,还吸烟,很颓废的那种样子,完全是中国旧知识分子的气派。北大历史系的汪?已经是助教了,也是这种作风。

不外幸亏不要钱,上学、吃住都不要钱,学生每个月靠“贷金”用饭,而且不用还,这和今天大纷歧样。若是谁人时刻要学费的话,我信托绝大部门学生都上不了学,不只我们上不了,就是再大的名人也上不了学,包罗杨振宁。那时刻教授钱太少了,杨振宁的父亲杨武之是数学系主任,他一人人人,饭都不够吃的还上什么学?昔时的艰难时世,生怕是今天难以想像的。

前边提到过,幸福最主要的就在于对未来的美妙的希望,一是你以为整个社会、整个天下会越来越美妙,一是你以为自己的未来会越来越美妙。那时刻也挺有意思,日本飞机经常来轰炸,生涯异常之艰辛,可是士气却没有受影响,并没有失败主义的情绪盛行,总是乐观的、无邪的以为战争一定会胜利,而且胜利以后会是一个美妙的天下,一个民主的、和平的、自由的天下,这是我们谁人时代的青年最幸福之所在。

联大的学生绝大多数都是背井离乡,寒暑假也回不了家,一年四序都在校园里,而且由于穷困,吃喝玩乐的事情少有可能,只好大部门时间都用来学习,休息时就在草地里晒晒太阳,或者聊谈天。昆明大西门外有一条凤翥街,街上有几十个茶室,人人没事就到茶室喝碗茶。实在喝什么无所谓的,很廉价,也许相当于现在的一毛钱了,无非就是茶叶兑开水,有的人是真拿本书在那儿用功,但大部门人是去谈天,天南地北说什么的都有。最记得有一次,我瞥见物理系比我们高一班的两位才子,杨振宁和黄昆,正在那高谈阔论。实在我们也没有来往,不外他们是全校著名的学生,谁都知道的。黄昆问:“爱因斯坦最近又揭晓了一篇文章,你看了没有?”杨振宁说看了,黄昆又问以为若何,杨振宁把手一摆,一副很不屑地样子,说:“毫无originality(创新),是老糊涂了吧。”这是我亲耳听到的,而且直到现在印象都很深,那时我就想:“年数轻轻怎么能这么狂妄?居然敢骂现代物理学界的大宗师,还骂得个一钱不值?!用这么大不敬的语气,也太特别了。”不外厥后我想,年轻人也许需要有这种气势才可能逾越前人。

在昆明的时刻时常看看影戏,而且也不贵,一个月总可以看上两三次,昆明七年我也许看了总得有两百多场。那时有一家南屏影戏院是新建的,装备很新,影片也都是最新的。记得每次演影戏前先放一段国歌,“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以建民国,以进大同……”人人起立,屏幕上依次放映国父孙中山、国家主席林森以及蒋介石委员长的像,接下来才是看影戏。影戏分为几种,一种是时势性的纪录片,好比隆美尔和蒙哥马利在北非的沙漠之战,再好比一九四五年二月的雅尔塔 *** ,片子也是马上就公映了。那次使我们异常惊讶的,就是罗斯福的朽迈不堪。那年罗斯福才六十二岁,对于一个政治家来说应该是一个正昔时的时期,可他简直朽迈的不得了,简直就是九十二岁,和不久之前判若两人。果真,看了那片子以后没几天他就脑溢血,一下就死了。另一种是故事片,许多都是形貌二战的,像《卡萨布兰卡》(那时叫《北非谍影》)、《魂断蓝桥》,再好比《东京上空三十秒》,那是顶新的片子,一九四一年底日本偷袭珍珠港,第二年春天美国就炸了东京,影戏里演的就是那次轰炸。另有一部影戏讲二战海战的,看了以后我才知道,那些潜水艇里的人要时常照日光灯,弥补一些紫外线。另一种就是文艺片,好比《简爱》、《浊世美人》,另有音乐片,像讲斯特劳斯的《翠堤春晓》,音乐异常好,我看了三遍,可有的同砚看了五六遍,里边的好几个歌我们都市唱。《葡萄春满》(New Wine),讲的是舒伯特的一生。另有《一曲难忘》(A Song ToRemember),写肖邦的。演肖邦先生的是Paul Muni,演乔治·桑的是Merle Oberon,都是那时异常著名的演员,谁人片子我也看了好几遍,就是喜欢听他的音乐。厥后Merle Oberon和Laurence Olivier合演了《咆哮山庄》,Laurence Olivier和Joan Fontaine合演了《蝴蝶梦》(Rebecca),都是那时著名的片子。

那时刻的好片子异常多,里根的影戏我看了几部。那时他是个二流演员,用京剧的行话来讲,是“挂二牌”的,固然另有“挂三牌”的,那就更不主要了。那时有个英国的著名演员叫Eroll Flynn,演了许多战争武打片,其中有一部叫《绝望的旅程》,里根就在里边给ErollFlynn配戏。

听说那时担任影戏片中译名事情的是吴宓先生,不知确否,不外从某些片名来看,如《卿何苦命》、《魂归离天》(两辞皆出自《红楼梦》)之类,很像是吴先生的气概。附带说一点,那时的影戏没有配音,有些同砚就是去学英语的。我作为历史系的学生,也从影戏里熟悉了一些详细的古代生涯情形,如Laurence Olivier(奥利维尔)、Vivien Leigh(费雯丽)主演的Trafalgar(特拉法加)海战,Norma Shearer演的Marie Antoinette(中译名为《旷世艳后》,即法国路易十六的王后),这些文娱生涯厚实了我们的知识。

七、 *** 做西席

从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四年,对我是最难题的几年。抗战前在北京做中学生的时刻,学校里一天吃三顿饭,一个月才花五块多钱,质量不错,而且可以敞开吃,一九三八年我在长沙上学的时刻也是五块多钱,至少都是细粮。可是到一九三九年就不行了,物价飞涨,学校里用饭虽然不要钱,可是异常之差,有点像我们上世纪六十年月三年难题时代吃不饱的光景。人的胃口事实有限,粮食定量就意味着限制你的口粮,西南联大的时刻虽然没有定量,可人人都已往抢,纷歧会儿功夫就没有了。一直到一九四二年,我在外面可以找个零星事情兼差了,才算好一些。

一九三四年读了研究生以后,我就在中学里做 *** 西席,每月人为已是数千,也许相当于现在的七八百元钱,每顿饭都自己花钱在中学里买,总算能吃饱一点了,只要不养家活口,生涯还算过得去。昆明中学有好几十个,对照缺西席,险些全让联大学生经办了,有的学生迫于生计,平时在外县兼课,到了考试才回来。年轻人容光焕发,而且可以“杀价钱”,人为压得对照低,加之联大学生的水平比当地高一些,以是学校里也愿意用。

我们做研究生的时刻险些没有人不做中学西席,只有工学院的破例,他们可以下工厂,修公路、修铁路,或者修汽车,除此以外,我想大多数同砚都在兼课,包罗鼎鼎台甫的杨振宁。杨振宁在联大附中教书,他的爱人杜致礼就是他班上的学生,厥后他出国了,王浩就接手在那里教。那时不只是学生教,连联大的先生也在中学里 *** 。我在好几其中学教过书,求实中学、五华中学、龙渊中学、昆华女中,教国文,教英文,也教过历史、地理,研究生的三年里基本没中止过。在五华中学教中文的时刻,朱自清先生也在那里教一班,我教另一班,他的威望、名气比我大得多了,原本就是名教授和文学家,固然应当比我高明得多,以是我并不以为泄气。闻一多先生也在昆明的中学里教书,学校 *** 知道闻先生是著名的诗人,以是给他的人为稀奇高,还稀奇给他一间屋子,虽然现在看来也不以为怎样,不外在那时就异常了不起了。

八、恋爱

在恋爱婚姻的问题上,老一辈人和我们那时的年轻一代有很大差异。五四的那一辈人一方面是维新的,好比钱玄同,他的名字就是“疑古玄同”之意,对古代基本是嫌疑的,可另一方面,他们的旧学根底都异常深,其中也包罗了旧的头脑。以是他们的婚姻大多是家庭经办,厥后又讲婚姻自由、个性解放,对家庭经办的婚姻不知足,就另外找人连系。其中最典型的就是胡适。胡适的婚姻是家庭经办的,虽然厥后也另外有人,除了韦莲司可能另有别人,但他不愿意伤他母亲的心,始终保持着和江冬秀的婚姻。这是中国旧的伦理传统。郭沫若、鲁迅都是这样,虽然在外面又有了新的婚姻,原来经办的夫人还在,算是家庭成员。

到了我们那一代,学校里没有划定学生不能以娶亲,不外事实上不能能娶亲。书还没念完,自己生涯不能自主,怎么维持家庭?“青年男子谁个不善钟情?妙龄女子谁个不善怀春?这是我们人性中之至神至圣。”(郭沫若译歌德《少年维特之烦恼》序言)但我们那时刻真正谈恋爱的人事实是少数,娶亲的更是少有,总以为那是遥远的未来的事情。一样平常都是加入了事情,到二十五六岁,甚至三十多岁才娶亲,而且很少有人在结业以前就谈恋爱,女同砚娶亲的就更少了,或者娶亲了就中止学业,做家庭主妇了。

上世纪五十年月末有一本小说很盛行,叫《青春之歌》,我不知作别人怎么想,至少我以为那本誊写得很不相符那时的情形。小说写“一二·九”运动,写北大的女生,那时刻北大女生才四五十人,就在马神庙的北大五斋,我两个姐姐都住在那里,我去过很多多少次,以是那四五十个女生我至少熟悉一半以上,可是没听说谁是结过婚的。男同砚里也很少有人娶亲,除非是从偏远区域或农村里来的,都会里长大的多数没娶亲。可是书里写林道静不只娶亲了,还和人同居,而且还换了人,那在那时简直是不能想像的事情,哪有女同砚随便跟人同居的?厥后我在联大见到有学生同居,多数是东北的。那时刻东北已经被日本占领了,国破家亡,那些同砚亡命在关内,自己没有安身的地方,以是两小我私人就找一个公寓住下来。可这是很少有的,一样平常的都不这样。一小我私人写小说,总是有意无意地把自己的履历写在里边,以是那些情节就显得太虚伪,完全不相符那时的真真相形。

九、“天人交感”下人生观的转变

我做研究生第一年读的是哲学,可是不久得了肺病,一犯起来就吐血,身体异常虚弱。那时刻肺病异常普遍,也许许多人都有,不外没有检查出来,由于不犯病的时刻和正凡人一样。若是我不吐血,我也不会知道自己有肺病,也许是别人感染给我的,也许我还感染别人,这都不知道,没有隔离,也没有药,即是自生自灭。

厥后我才知道,吐血似乎也并不那么严重。细菌把血管咬破了,以是就吐血,若是一小我私人失血不许多的话,没那么严重,吐血而死往往并不是由于失血,一样平常都是由于窒息,血出来的时刻把气管给堵住了,那时是异常忧伤的,我很有体会。而且我得肺病另有个特殊履历,只要天气一变,好比溘然风雷交作,我就感应气闷榨取,最先吐血。有位同砚跟我开顽笑,说:“你这是‘天人交感’。”《资治通鉴》里有一段故事,武则天的时刻屡兴大狱,抓起人来就用酷刑。有一小我私人在牢狱里受了很重的刑,效果出来以后能够预告天气。别人问他:“怎么会这么灵?”他说不是他灵,而是他的伤一变天就马上有预感,以是预言异常准确。我想这是对的,我那时也是这种履历,天一变就能感受到。

我的遭遇还算不错,终于挺过来了,不外并不是所有人都这么幸运。物理系一个同砚叫张崇域,他物理念得是最好的,厥后还做了研究生。我信托若是他一直活下来的话,现在也该是物理学人人了,也会是诺贝尔级的,可是不幸厥后得了肺病,结业不久就死了,异常惋惜。化学系有个小胖子叫陆钟荣,也是读得异常优异,我们一起上过德文,结业的时刻得了肺病,眼看着他一天天消瘦下去,真是骨瘦如柴瘦得不得了,厥后死了,着实太惋惜了。他们那么年轻有才,若是给一个条件能够活下来的话,我想一定异常有成就,惋惜很早就去世了。

结业以后我念了三年研究生,起先受王浩的影响一起念了哲学,不外我没有念完,一是由于生病,半年没有上课,二是又受王浩的影响,放弃了哲学。王浩本科是学数学的,哲学念得也异常好,他以为,学哲学只有两条路走,一条路是从自然科学入手,稀奇是从数理科学入手,否则只能走伦理说教的路,好比孔孟之道,仁者爱人,但这些不是哲学,真正讲哲学一定要从自然科学入手。另一条路,就是获得一点哲学的熏陶,从哲学的靠山转业搞文学。他这一点说得异常有理,西方的大哲学家大多是科学家身世,像近代的笛卡儿、莱布尼茨,现代的怀特海、罗素,另有列宁批判过的马赫、彭加勒,都是最高级的科学家。王浩是学数学的,固然可以搞“真正的哲学”,我没自然科学的基础,念了一年工科远远不够,心想照样不要学哲学了,学也学欠好的。那时我正病重,于是找来一些文学书排遣,稀奇是英国浪漫派,雪莱、拜伦、济慈的诗歌给了我很大的影响。

西方的诗歌和中国诗有一个最大的差异,往往都是长篇大论,一首诗就是一小本书,施展一套完整的人生哲学,这在中国诗里很少见。英国十九世纪有两个主要诗人,Browning(勃朗宁)和Tennyson(丁尼生),一样平常的评价是Browning比Tennyson更高明,可我那时的感受是,Browning的诗歌虽然气焰雄浑,但缺少人生境界的深度,在这一点上,Tennyson似乎更胜一筹,也加倍让我着迷。Tennyson中年的时刻写了一首长诗《眷念》(In Memoriam),眷念他死去的同伙,写得异常感人,系统地施展了自己的人生哲学以及宗教信仰,而他之感动我的,更多的是一种精神寄托,用陈寅恪先生的话讲,就是“畅论天人之际”。再好比,Tennyson八十三岁去世,他的最后一首诗Crossing the Bar险些每个选本上都有,诗的大意是,那天早上他出港的时刻遇上大雾,船出不去,直到中午雾气散尽才驶离口岸,Tennyson遐想到自己八十多岁了,人生快要走到终点,驶离此岸的港湾,跨过人生的界线,之后,就可以见到“我的舵手”(即天主),“I hope to see my pilot face to face when I have crost the bar”。这些诗我读过之后异常感动,而且异常浏览这种人生观,以为这才相符我的胃口,以是第二年又转到外文系念文学去了。

我在外文系的第一位导师是吴宓先生,厥后他去四川了,由美国人Robert Winter做我的导师。不外厥后我也没有念好,由于我主要的兴趣不是文学研究,只是那些诗对我的头脑有启发,觉着异常有会于心。我一直都这样以为,精神上的追求和享受,自己就是目的,不能太功利,好比念这个对我没多大用处,拿不到博士学位,也找不着好事情,那我就不干了。固然这样想也不算错,但那是另外一种作风。从中学最先,许多年我都不大用功,这也许与我自由散漫的习惯有关系,也可以说跟自己的人生观有关系。在我看来,念书最大的兴趣在于自己精神上的知足,这比什么都主要,而不在于是不是获得一种世俗的声誉。若是不是很有兴趣,又要支出很大的牺牲,我以为犯不上,或者说,太功利就损失了自己的生命,反而得不偿失。

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六年,正是我做研究生第三年,“一二·一”民主运动异常热烈,课也停了,学校里也乱,静不下心来念誊写论文。一九四六年联大宣告竣事,清华、北大回北京,原本我应该随着回北京再写一篇论文,我想写一篇论叔本华,由于叔本华虽然是哲学家,可他走的是文学的路,我很有感想。可是姐姐写信说母亲随她在台湾病得厉害,以为快要不行了,我就去看她,等到可以回来的时刻内战又打了起来,北上无望,以是研究生念了三年,最后也没有拿到学位。

Max pool

Max pool网(www.ipfs8.vip)是FiLecoin致力服务于使用FiLecoin存储和检索数据的官方权威平台。IPFS网实时更新FiLecoin(FIL)行情、当前FiLecoin(FIL)矿池、FiLecoin(FIL)收益数据、各类FiLecoin(FIL)矿机出售信息。并开放FiLecoin(FIL)交易所、IPFS云矿机、IPFS矿机出售、租用、招商等业务。

环球UG官网声明:该文看法仅代表作者自己,与本平台无关。转载请注明:filecoin fla(www.ipfs8.vip):纪念何兆武:联大七年
发布评论

分享到:

ipfs算力(www.ipfs8.vip):动了!18米高达立像机械秀首演,全身多处会发光
你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发表评论

◎欢迎参与讨论,请在这里发表您的看法、交流您的观点。